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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农民金融合作社模式调查

发布日期:2016/3/25 6:49:27 浏览:359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农民要想提高收入,只有靠组织起来,争取更大的市场权力,从争取产量增长收益转向争取价格增长收益和市场份额增长收益。

作者:本刊记者李北方发自广东珠海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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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金融办

2015年是一个丰收年,但粮价全面下跌,农民劳作一年,再次遭遇“增产不增收”。不仅粮食如此,各类农产品都时常遭遇这样的问题,卖蔬菜难、卖水果难、卖禽蛋难等现象都是新闻报道经久不衰的主题。

珠海市斗门区是全国最大的海鲈鱼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供应量的30以上,但在2014年以前的两年内,有60的养殖户严重亏本,每户负债达30万元左右。自2014年开始,珠海市相关部门引入了一项措施,初步改变了渔民“赔本赚吆喝”的情况,并且使当地的养殖业看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措施呢?

新环村的资金合作社

白蕉镇的新环村是斗门区一个著名的渔业养殖村,全村共有养殖户260户,养殖面积3300亩。在村里,一眼望去是一个接一个的鱼塘,由于处于冬季,鱼塘上大都像蔬菜大棚一样罩着塑料薄膜,增氧机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着。

渔业养殖对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每个养殖季,一户渔民在购买鱼苗和饲料上花费的前期投入要20万~30万元。由于资金限制,很少有渔民能够预先支付这些投入,只能采取赊购的方式,承诺在卖鱼之后归还。当地虽然渔民众多,需求总量巨大,但由于单打独斗,完全争取不到定价权。

等到把鱼养殖到成熟,销售的定价权仍然不在渔民手中,渔民要看收购者和“鱼中”(鱼销售中介)的脸色。由于面对的是一个供给饱和的市场,总体上产量每增产10,价格就会下跌25左右,增产越多,价格下跌得越厉害。以海鲈鱼为例,历年销售价格高的时候可以达到十六七块一斤,低的时候只能卖到七八块一斤。

产量越大,亏得越多,这是渔民过往跳不出去的怪圈。渔业养殖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涉及很多人的生计,所以这是让当地政府部门感到头疼的一个问题。为此,当地政府拿出一笔钱,作为鱼价稳定基金,但以前的做法只是在鱼价下跌得厉害时补贴经销商(这也是各地应对农产品滞销采取的惯常办法),而这只能刺激销售量,对提高价格、增加渔民收入起不到作用。

在这种局面下,2013年,珠海市有关方面和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领衔的中国乡建院合作,引入了乡建院已经在河南的郝堂村等地试验成熟的内置金融模式,成立了新环村新济水产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由政府投入的150万元引导资金,和6名敬老社员的每人两万元、46名老人的每人2000元以及一些存贷款社员的投入组成,资金规模为257万元。其中,政府引导资金和敬老社员的投入不参与分红。

合作社成立后,已经先后为13名社员发放了总额达92万元的贷款。合作社与一家知名企业达成合作,统一采购饲料70吨,供给10.8亩鱼塘。因为购买量大,每袋饲料较市场价便宜5元,其间差价,让利社员1.75万元,合作社赢利4.9万元。合作社还与该企业签订协议,商定以不低于市场价0.2元的价格统一收购这些鱼塘的鱼,这就给渔民吃了定心丸,消除了因担心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恐慌心理。合作成立至今,已经两次给老人社员进行了分红。

新环村党支书、新济合作社理事长陈冬杰是个健谈的人,说起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滔滔不绝,虽然目前合作社资金规模小,一时还无法为更多社员统一供给饲料,但这个模式毕竟让人看到了未来的发展空间。他在盘算着如何扩大经营规模,与物流企业建立合作,监控各地市场变化,把鱼卖到价钱最高的地方,甚至动了放弃村里的职务,专心经营合作社的念头。

石龙村的苗木银行

内置金融模式也被移植到其他村庄,用于支持其他产业的发展。

同在斗门区的莲洲镇石龙村,村民的主要生产方向是苗木。石龙村以前曾经以种甘蔗为主,后来也养过鱼,但随着市场的变化,这两个方向的效益越来越低。十多年前,在村支书李悦强的带动下,石龙村的村民开始转向苗木种植,迅速致富。周边的一些村庄也在石龙村的带动下变成了苗木专业村。石龙村的苗木种植面积达1500亩,周边村庄的苗木种植面积达7000亩,石龙村一带成了远近知名的“大型花木超市”。李悦强因为踏实奉献,带领村民致富,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

但最近几年,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波动,苗木市场也出现了供给过剩的局面,苗木价格大幅下跌。以往可以卖3000元每株的大树,价格跌落到500元~600元,种植户开始亏本,有的人干脆把树砍了当柴烧。

苗木市场的情况跟海鲈鱼市场相似,由于供应相对过剩导致种植户失去定价权,亏本是利润被流通环节大幅盘剥导致的。道理很简单,供需平衡一旦被打破,苗木收购者面对一个个种植户就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优势,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村民们说,虽然苗农赔钱,但做“树中”(苗木中介)仍然很赚钱,邻村一个刚做“树中”不久的人,已经翻盖了房子,开上了奥迪。

2014年,石龙村也在中国乡建院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连心园林花卉专业合作社,政府投入引导资金450万元,加上10名敬老社员每人两万元和30名老人社员每人2000元的资金,合作社的资金规模达到476万元。合作社利用这笔资金建立了“苗木银行”,首先流转了50亩土地,然后面向苗农收储了3000多棵苗木,即把这些苗木统一移植存储,然后统一面向市场销售。

收储苗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苗农以保底价存入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销售,苗农获得保底价加上二次返利的收益;一种是将苗木作价,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到期后合作社连本带利支付现金。通过这种方式,苗农不用赔本出售苗木了,同时可以拿到现金,腾出土地继续生产,种植新的、更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

与此同时,当面对市场的主体从一个个分散的苗农变成了合作社,议价能力明显增强了,当价格低的时候,合作社可以选择惜售,等待价格回升。2015年,合作社以高于收储价的价格出售了数百株苗木,实现赢利。接下来,合作社计划以苗木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再流转150亩土地,扩大存储基地,不仅服务本村,也服务周边村的苗农。

联合社的“野心”

目前,珠海已经在中国乡建院的帮助下,在5个村成立了内置金融合作社。成立合作社的规范和流程大体是一致的,即以政府引导资金、敬老社员(乡贤)的资金和老人社员的资金构成,以村为界限,服务村社共同体的发展,合作社赢利的一部分用于敬老,即给老人社员分红。

合作社的服务方向依各村的特点而定。比如南水镇的南场村和莲洲镇的光明村就将主要发展方向定位于闲置住宅的连片改造开发,目前两个村的合作社正在跟村民谈判,进行房屋收储。

在已有的5家合作社的基础上,中国乡建院、珠海市农业投资控股集团、市供销合作社、市农产品流通协会、光彩众生养老产业集团等机构联合出资成立了珠海华厦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初始股金1788万元。联合社自2015年中正式运营以来,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向社员发放了近千万元的贷款;第二是为社员统一购买鱼饲料近千吨,节省了近50万元的成本;第三是为社员推出了海鲈鱼保价对赌措施,稳定鱼价。

李昌平说,台湾的一个农会可以为农民提供的贷款总额可达50亿~70亿人民币,相比之下,联合社的成长才刚刚起步。未来,只要政策允许,联合社能够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就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以饲料统购为例,整个斗门区的渔业养殖年耗费饲料约为60万吨,而一个年产5万吨的饲料厂就算大厂了,这意味着,联合起来的渔民将不再受制于上游供应链,不但可以主导饲料的定价权,甚至决定饲料厂的生死。

就下游而言,联合社的成立使得稳定鱼价成为可能。2014年10月,正值联合社筹建,海鲈鱼价格在两周内从9.8元每斤跌落到6.6元每斤,联合社以珠海市政府出资的400万元价格调控基金为后盾,跟社员签订“对赌协议”,为每口鱼塘交一定数额的定金,如果3个月后鱼价低于7.8元每斤,则以定金补贴至该价位,如果鱼价高于7.8元每斤,高出部分由对赌双方分成。这样的协议提升了渔民的信心,恐慌性抛售停止,鱼价迅速拉回对赌价之上。2014年是海鲈鱼产量最高的一年,按常例,鱼价极大可能跌到6元以下的,联合社的干预使增产和增收同步出现,这是近10年来未曾出现过的。

在发展壮大后,联合社也可以介入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环节,在减少被上下游盘剥的同时,在产业链上争取更大的利润份额。

组织起来

关于农民收入问题,李昌平有一个理论化的解释,上世纪80年代,农民的收入之所以大幅提升,是因为当时处于农产品紧缺阶段,增产等同于增收;到了90年代,农产品供需格局就发生了逆转,进入了过剩阶段,增产往往导致价格下跌,增产不再增收,甚至反而导致收入降低。

在过剩的市场上,利润的下滑也不是必然的,农民之所以收入低,其实是因为市场地位低,分散的小农在市场上被各个击破,被锁定于从事最简单的农产品生产,不但无法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连生产环节的价值也被挤压殆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农民要想提高收入,只有靠组织起来,争取更大的市场权力,从争取产量增长收益转向争取价格增长收益和市场份额增长收益。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一些村庄坚持不分地,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也发展得不错,奥秘就在于此。

那么,在新的条件下,怎么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邓小平所预期的“二次飞跃”呢?集体化时期的办法行不通了,因为那需要从上到下强大的政治动员,这种条件如今已经不再具备,难以想象今天的农民再像过去那样白天劳动晚上开会。

可行的办法是通过金融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因为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有协调动员众人一致行动的魔力。但核心问题在于资本掌握在谁的手上,各式各样的资本下乡之所以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是因为那些资本不是为农民服务的。

中国乡建院开发和倡导的村社内置金融模式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农民、富裕农民的有效办法。首先,它是农民自己的金融,服务对象限于村社内部,有了内置金融,农民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等财产就可以金融化、资本化,农民就可以联合起来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合作,收益由农民共享,而不是被外部资本全部带走。

其次,内置金融模式强调“村社一体”,即合作社和村两委在管理上合一。农村长期以来陷入彻底的分田单干状态,集体经济瓦解,村两委失去了经济上的抓手,也就失去了组织和服务村民的能力。有了合作社作为工具,村两委的服务能力就增强了,这有利于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再次,内置金融的特殊组织方式有利于良好的乡村社会风气的重建。内置金融模式把敬老养老的理念有机地嵌入进去,以“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为核心理念,合作社的管理上设计了老人小组,从合作社贷款必须得到老人小组的担保,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老人在村社内部的地位。在新环村,合作社由于规模所限,服务的对象只能逐步扩展,支书陈冬杰说,新社员加入是有条件的,比如不能有欠钱不还的记录、不能赌博、不能吸毒等等,这样的措施无疑会比宣传更有力地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善。

珠海市已经决定在未来建立更多的内置金融村社,这种已经初步显现作用的模式能否如预期的那样发挥更大的威力,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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